《受压迫者教育学》：对人的信赖、对追求解放的信念，能够创造一个新世界

到底什么是教育？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尝试给出答案。

一九七零年，英文版《受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出版，轰动西方教育界。书籍作者、流亡美国的巴西教育家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因此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教育学者之一。

整整一百年前，一九二一年，保罗·弗雷勒诞生于巴西一个贫苦之家，尝过苦痛滋味、怀有对受压迫者无尽的同情，弗雷勒在此后的人生中不仅著书思索，也多次深入贫民阶层，以推广识字教育来践行自己心中理想。

今年适逢其百年诞辰，我们回顾影响世界半世纪的轰动之作《受压迫者教育学》，致敬并怀念这位曾在教育的征途中涓滴奉献的知识人。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 1921-1997）

《受压迫者教育学》面世的半个世纪以来，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全球发行，仅英文版就前后出过十多种不同版本，在拉丁美洲、非洲与亚洲等国家影响尤甚。

在这本书中，弗雷勒提出了独到见解：到今天，绝大部分的教育体制都是为压迫者服务的“囤积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要想达到真正的解放，我们必须翻转过来，提出一套“受压迫者”的教育学，也就是“提问式教育”（problem-posing education)。

其背后是“人是有意识之存有”的哲学理念，一种解放人性的哲学视野，其本质是根植于对生命的尊重，对未来的希望与视野的关注。在教育过程中，学习者对身处的世界有一种醒觉，发现自己有能力改变世界，并且掌握物与我之间的关系，从客体(object)变成主体(subject)，知道自己能创生并改造文化，这是整个教育的最重要目的。弗雷勒乐观地看待教育的力量，认为教育可转化个体的意识，逐步实现思维的批判与人性的解放。

《受压迫者教育学》三十周年中文简体纪念版

在本书第二章中，弗雷勒论述比较了囤积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与提问式教育(problem- posing education)之间的不同。按弗雷勒的说法，囤积式教育具有下列的特征：

    (一)由教师来教学，而学生只能被教；

    (二)教师知晓一切，而学生一无所知；

    (三)由教师来思考，至于学生只是被思考的对象；

    (四)由教师发表谈话，至于学生则只能乖乖地在旁边听话；

    (五)由教师来施予训练，至于学生则只是被训练的对象；

    (六)教师可以决定并强化他的选择，而学生则必须服从符合；

    (七)教师可以行动，但学生只能透过教师的行动产生自己也有行动的幻觉；

    (八)教师选择教学的内容，而学生(未经过协商)只能去适应它；

    (九)教师身上混合了知识与人格的权威，其所处的地位则是与学生自由相对立的；

    (十)教师是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学生只是客体。

简言之，在囤积式教育中，学生是被视为被动、温顺的客体，只能乖乖地接受教师所讲的一切东西。教师的教学就好像在银行中存钱一样，是在学生身上堆积知识，期待日后有一天存款能自动生息，这些知识也能够自动增加。但这种教育却无法培养学生主动、批判思考的能力，甚至会摧残学生的创造力，使得学生在面对压迫现实时常会不假思索地为压迫者献上自己的服务。

弗雷勒因而主张一种发问式的教育。发问式的教育主张所有人们都是生成过程中的存有(beings)，是一种尚未臻于完美的(unfinished)、未完成的(uncompleted)存有，人所处的现实也是未臻于完美的现实(unfinished reality)。教育的根基正是在于这种未完成性与知觉中——他们不再将世界视为静态的现实，而是视为过程与转化中的现实。

囤积式教育排斥对话；提问式教育则认为对话是揭露现实之认知行动中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囤积式教育将学生看成援助的对象(objects of assistance)；提问式教育却要使学生成为从事批判思考的人(critical thinkers)。囤积式教育抑制了创造力，并且试图透过将意识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方式，来驯服意识的意向性，由此否定了那些使人们能更加人性化的存有性与历史性志业；提问式教育则是以创造力为基础，它可以引发对于现实进行真正反省与行动，它对于人类的存有志业有所回应，因为人们只有在其从事探究与创造性改造时，他们才会成为真实的存有。

弗雷勒认为教育是通向真正解放之路。它包括两个阶段：一是民众借由教育产生觉醒，觉悟到自己本身遭到压迫；二是要透过实践(praxis)来改变整个压迫的状态。后一阶段奠基于前一阶段，教育因而成为一个不间断的从事解放性文化行动的过程。

因此受压迫者教育学不是为受压迫者设计好、摆在他们面前，等待他们来学习的教育，而是要让受压迫者真正认清自己，唤起受压迫者，使他们能够“觉醒”的教育学。“觉醒”(conscientização) 一词在《受压迫者教育学》中相当关键，它指的是受压迫者能够去觉察社会上、政治上及经济上的矛盾，并且进而采取行动，反抗现实中的压迫性因素。

《受压迫者教育学》五十周年英文纪念版

根据学者王秋绒的归纳（《弗雷勒批判的成人教学模式研究》，1990），弗雷勒教育学说主要受到两种学术思潮的影响，一是来自欧洲的学术思潮，另一则是巴西本身所处的拉丁美洲的哲学思潮。其中欧洲学术思潮的影响方面相当多元，概可分为教育的无政府主义、位格论(personalism)、存在主义、左派佛洛依德、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及马克思主义等。

美国学者史丹利．阿诺维兹（Stanley Aronowitz）认为弗雷勒是自赫尔巴特、杜威以来，教育理论史上『第三次革命』的开创者和实施者。“对于任何将教育与社会变迁连结在一起的教师而言，这是本必读的书籍。弗雷勒在民众教育领域持续是最重要的作家，并且无疑是批判教育学观点的隐形创始者。”

弗雷勒的另一个珍贵之处，在于他极为敏感又深刻地指出了“压迫”的真实意义。他曾说，“几乎没有一个奴工在某天当上工头之后，没有不对其过去伙伴表现严厉压迫的嘴脸。被压迫者身上是住着压迫者的身影与价值观，若没有经过不断地反省、对话，那获得自由之后，就会以另一种压迫者姿态出现。”

而这一切的根由，弗雷勒认为，是人类问题的核心——“人性化”，“在寻求重获人性的过程中，被压迫者不应当反过来去压迫压迫者，而应让双方都重获人性。”也即被压迫者需要通过解放自身，从而解放压迫他们的人，而不是把自己看作是压迫者的对立面，甚至成为压迫者，最终导致“非人性化”越陷越深。要不断批判性地意识到自己在改造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想办法通过“反思和行动”去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这才是真正的“实践”，只有通过真正的“实践”，才能真正实现“人性化”。

弗莱雷指出，要培养批判性思维，实现人性化，唯一有效的工具是人性化的教育学。因而，解放教育绝不能采用作为压迫手段的灌输式教育，而应代之以注重对话的提问式教育。 受压迫者必须经过对话的历程才能寻求自我解放、觉醒与实践。

更深层地说，受压迫者教育学是属于所有人的教育学，因为它是恢复人性的教育学，所以不仅适用于受压迫者，也适用于压迫者，当受压迫者教育真正实现时，压迫的现实受到彻底的改造，那时就不再有压迫者，也不再有受压迫者，只有那些正在追求自由过程中的“人”。

五十周年中文繁体纪念版，巨流出版社，2020 

根据台版译者方永泉的归纳，弗雷勒在这本书中形成了下述的基本假定，而与这些假定有关的思想主题则一直贯穿于他的著作之中，成为我们了解他教育学说的重要基础：

一、对于人性的假定：弗雷勒以为，人生活在这个世上，有其基本的存有志业(ontological vocation)。人作为一种未完成的存有，其存有志业就是要成为一个能够在世上行动及进行改造工作的主体(Subject)，惟有成为这样的一个主体时，人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让自己及群体的生命更加的丰富。

此外，弗雷勒对于人性中的主动与批判能力也抱有信心。他相信，每个人不管是如何“无知”或是活在“沉默文化”中，都仍能够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他的世界，并且与其他人间产生一种“对话性的邂逅”。倘使在这种对话性的邂逅关系中，能够提供其适当的工具处理现实中的问题。这时，即使是一个农民对于其邻近的友伴来说，都仍然可能比外来的教师有效，他将可以渐渐察觉到个人与社会的现实及内含其中的矛盾，并且能够以批判的态度来处理。“人透过世界这个媒介，可以彼此地进行教育。”

二、对于世界的假定：弗雷勒认为，与人发生关连的“世界”，并非一个静态与封闭秩序的世界。在静态封闭的世界中，人只能被动地接受既定现实或是调整自己。但人所处的世界，却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世界，其中存在着种种课题及任务，等待着人们去解决与面对。因此，世界对于人来说，应该是用以创造历史的素材；面对着压迫现实，人类必须去克服特定时空环境中“非人性化”状况，进而创造出一个无压迫的新世界。此外，弗雷勒也提出，西方世界中的先进科技固然提供了人们从事社会改造任务时所需的资源，但是当在社会实况中第三世界人民所受的苦难与挣扎是来自于科技对人性的否定时，我们仍必须对目前的非人性化秩序进行否定的行动。

三、对于教育的假定：弗雷勒认为，没有所谓“中立的”教育过程存在。教育要不就是作为一种统整年青一代进入现存体系并且使他们能顺应体系的工具；要不便成为自由的实践，借着教育，人们可以批判地或是有创造力地去面对自己的现实，并发现如何去参与改变这个世界的历程。

因此，弗雷勒所主张的教育是一种“解放教育”(liberatory education)，教师的角色则是批判的文化工作者(critical cultural worker)，教育应该能够提供一个公开的“论坛”。在这样的教育中，学生、教师与整个社区可以自由地想像、实践权力，让所有参与教育的人们都能获得“赋权增能”(empowerment)。

在这本著作中，弗雷勒明白标示了，教育是通向永恒解放(permanent liberation)之路。

弗雷勒的变革教育思想，深深影响了同一时期、同样来自巴西并在军政府统治下被迫流亡的剧场活动家——奥古斯托·波瓦（Augusto Boal），后者追随其后于一九七四年，出版著作《受压迫者剧场》（Theatre of the Oppressed），以“人人都应该且有权力做戏剧”的响亮号角，彻底颠覆剧场艺术的既有观念，成为日后世界范围内不断蓬勃发展的各种戏剧变革与艺术创新的奠基石。

奥古斯托·波瓦跨时代著作《受压迫者剧场》

 一九九四年，弗雷勒过世前三年，《希望的教育学》(Pedagogy of Hope)一书英文版问世。之所以称此书为《希望的教育学》，是因为弗雷勒知道有许多人批评《受压迫者教育学》是空想的、不切实际的，但他认为“希望”是一种存有上的需要(ontological need)，希望应该植根于实际，以便日后能成为“历史上的具体”。没有了希望，人们就会变得无望，因而无法开展改变的斗争。

但这本书里怀抱的不只是希望，还包括了爱与愤怒。弗雷勒自承，该书是在“愤怒与爱中写成，没有这些就没有希望”，它要说明及捍卫的是进步主义式的后现代性(progressive postmodernity)，拒斥保守及新自由主义的后现代性(conservative, neo-liberal postmodernity)。

当被问起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时，弗雷勒说：“我认为我不在世时可以得到这样的评价：保罗·弗莱雷是一个活着的人。他懂得生活和人类的存在是因为他具有爱和对知识的追求。保罗·弗雷勒活着、爱着并不断探索。正因如此，他是一个具有强烈好奇心的人。这就是我希望的对我一生的评价，即使我的所有的教育论述不再引起人们的关注。”

引用保罗·弗雷勒自己在《受压迫者教育学》中的自述：“借由本书，我至少希望下列的信念能一直持续下去：我对于群众的信赖、对于所有人们的信念，以及对于创造新世界的信念。透过这个新世界可以使得人们在其中更容易去爱。”

原创文章版权归WingDanceTheatre所有，

任何形式的转载请联络我们。

---

永·舞团  Wing Dance Theatre

|关于我们

永·舞团旨在将艺术还权于民，实现人皆可演、人皆可舞的理想。我们吸纳不同年龄、背景和职业的艺术爱好者，共同探讨和发展植根于自身生命源头与经验的舞动方式，形成立场鲜明、风格独特的身体美学。

©️公众号原创内容版权归永·舞团所有

媒体报道与合作请联系邮箱：

[e-mail]